我叫建軍，春桃是我從小想娶的姑娘。她給我縫過扣子，我給她帶過煮雞蛋。
那年她進城打工，說好了年底回來成親。可她的信越來越少，字跡越來越潦草。
中秋節我背著一麻袋花生進城找她，看見她和工頭在廠門口啃蘋果。---我的名字叫建軍。
春桃是我從小就想娶的姑娘。我們一個村東頭，一個村西頭。打光屁股娃娃那會兒就認識。
我掏過鳥窩給她看，她揪過狗尾巴草給我編小兔子。她家那幾畝地緊挨著我家的，
中間就隔著一道矮矮的土埂子。春天犁地，夏天割麥，秋天掰棒子，
兩個小小的身影總在田埂兩邊晃蕩。我爹娘走得早，是大伯把我拉扯大的，
春桃家日子也緊巴，可只要她家蒸了白面饃，她總會偷偷掰半個，隔著那道土埂子塞給我。
她的手巧，是村里出了名的。十歲那年，我爬樹摘桑葚給春桃吃，下來時衣服剮在樹杈上，
“刺啦”一聲，肩膀上裂開好大一道口子。我心疼得直咧嘴，
那是我唯一一件沒打補丁的褂子。“脫下來。”春桃的聲音細細的。我扭扭捏捏地脫了。
她就坐在田埂上，從她那個小碎花布包里摸出針線，低著頭，手指頭翻飛。
陽光照著她細軟的頭發，毛茸茸的。她抿著嘴，神情專注得像是繡花。那針腳又細又密，
比大伯縫的好看多了。縫好了，她還用牙輕輕把線頭咬斷。“喏，湊合穿吧。
”她把褂子遞給我，臉上有點紅。我穿上，那補丁的地方暖暖的，好像還帶著她手指的溫度。
“春桃，你手真巧。”我傻乎乎地說。她臉更紅了，抓起地上的籃子就跑：“割豬草去啦！
”我的心撲通撲通跳，像揣了只不聽話的兔子。從那天起，我就認定了，春桃，
以后得是我媳婦兒。后來，我們慢慢長大了。那層糊窗戶紙一樣的懵懂心思，
也在風吹日曬里變得清晰起來。村里人見了我們，總愛打趣：“建軍，
啥時候把你家春桃娶回去呀？”我就嘿嘿傻笑，撓著后腦勺，偷偷看春桃。
她總是飛快地低下頭，耳朵根紅得透亮，像熟透的櫻桃，手里的活計卻做得更快了。
我力氣大，是種地的好手。她家地里的重活，我總搶著去干。挑水，擔糞，翻地，收麥子，
我干得比自家地里還賣力。大伯看在眼里，悶頭抽著旱煙，啥也不說。春桃心疼我，
知道我家窮，大伯年紀也大了。她從不開口問我要什么。每次我吭哧吭哧幫她家干完活，
她總會變戲法似的，從她那洗得發白的圍裙兜里，摸出一個煮雞蛋，溫熱的，
塞到我汗津津的手心里。“給，墊墊肚子。”她的聲音像山澗里淌過的水，清凌凌的。
那雞蛋滾燙，燙得我手心發麻，一直燙到心窩里去。我舍不得馬上吃，揣在懷里捂一路，
等回到自家那間破泥坯房，才小心翼翼地剝開。蛋白嫩嫩的，蛋黃沙沙的，
是我吃過最香的東西。我知道，這雞蛋，多半是她從自己嘴里省下來的。
我看著她低頭給我縫補丁時露出的那截雪白的后頸，看著她遞給我雞蛋時微微顫抖的手指頭，
心里就像被什么東西塞得滿滿當當，又酸又脹。我暗暗發誓，建軍，你得使勁干！
得多攢點錢！風風光光地把春桃娶進門！讓她頓頓都能吃上白面饃，吃上煮雞蛋！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熬著，像村口那頭拉磨的老驢，慢，但總歸是往前挪動。
我拼命地刨著那幾畝薄田，起早貪黑，像頭不知疲倦的牛。空閑了就去鄰村打短工，
給人蓋房子，扛木頭，只要能換來幾張皺巴巴的票子，再臟再累的活兒我都搶著干。
每一分錢，我都仔仔細細地攢起來，藏在我枕頭底下那個舊鐵皮餅干盒里，
那是給春桃的彩禮，也是我們未來的指望。春桃在家也沒閑著。除了幫她娘料理那幾畝地，
操持永遠也干不完的家務，她還跟村里巧手的大嬸學起了繡花。晚上，就著昏黃的煤油燈，
一針一線地繡枕套，繡門簾。她繡得最多的是鴛鴦戲水，是并蒂蓮花。那些鮮艷的絲線，
在她靈巧的手指間跳躍，變成一幅幅好看的圖案。我知道，她是在悄悄準備自己的嫁妝呢。
每次我把攢下的一點錢給她看，或者她繡好了一方新帕子給我瞧，我們倆就蹲在田埂上，
看著遠處起伏的山巒，心里盤算著。算著今年收成能換多少錢，算著再打幾個月的短工，
算著離年底還有多久。算著算著，就覺得那苦日子好像也沒那么長了，那點微末的希望，
像黑暗里的一點螢火，雖然小，但總亮著，照著前頭的路。“建軍，”春桃的聲音輕輕的，
被晚風吹過來，“等年底…咱把事兒辦了吧？也不用多排場，就請幾家近親，
熱熱鬧鬧吃頓飯就成。”我的心猛地一跳，像被什么東西狠狠撞了一下，又酸又熱，
直沖上眼眶。我使勁眨巴了幾下眼睛，把那股熱氣壓下去，用力點頭：“嗯！辦！肯定辦！
我多攢點，給你扯塊紅布做身新衣裳！”她笑了，眼睛彎彎的，像天上的月牙兒。那一刻，
我覺得再苦再累也值了。我們的小日子，眼看就要熬出頭了。開春的時候，
風里頭那股子暖烘烘的泥土味還沒散盡，村子里就刮起了另一股風。
村東頭的二狗子從南邊回來了，穿著筆挺的、亮得晃眼的料子褲，腳上是锃亮的黑皮鞋，
頭發梳得油光水滑，胳肢窩底下還夾著個黑皮包。他站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樹下，
唾沫星子橫飛，講著外頭的高樓大廈，講著工廠里轟隆隆的機器，講著一個月掙的錢，
能頂咱們在土坷垃里刨一年。“那城里頭，嘖嘖，燈紅酒綠！馬路寬得能并排跑四輛拖拉機！
”二狗子吐著煙圈，下巴揚得老高，“廠子里管吃管住，頓頓有肉！只要肯干，
票子嘩嘩地來！”他這話像一把鹽，撒進了滾燙的油鍋里。
村里那些半大的小子、年輕的姑娘，眼睛都直了，心也活泛了。春桃拉著我去看熱鬧，
擠在人群最前面。她仰著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二狗子身上那件花里胡哨的襯衫，
還有他手腕上那塊在太陽底下反著光的表。我看得出來，那眼神里有好奇，有羨慕，
還有一種我從未在她眼里見過的、亮閃閃的光。那天晚上，我們在老地方，田埂上坐著。
月亮很亮，照得周圍的麥苗泛著青幽幽的光。春桃靠著我，頭枕在我肩膀上，半天沒說話。
“建軍，”她終于開口了，聲音有點飄，“你說…城里…真像二狗說的那么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東西猛地揪緊了。我悶悶地說：“好啥好？人生地不熟的。
咱在家，有地種，餓不著。”“可你看二狗，”春桃的聲音里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向往，
“才出去大半年，就穿得那么體面了。他說…廠里招女工，活兒不累，
就是踩踩縫紉機…一個月…能掙好幾十塊呢。”幾十塊！我心里像被潑了一瓢冷水。
那是我要扛多少根木頭、流多少汗才能掙來的數目？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涌上來，又澀又慌。
“春桃，”我抓緊她的手，她的手心有點涼，“咱不是說好了嗎？年底就…咱在家好好干，
日子也能過好。外頭…外頭哪有那么容易？”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田里的蟲鳴都顯得格外刺耳。最后，她輕輕嘆了口氣，把頭從我肩膀上抬起來，
聲音低低的：“建軍，我不是嫌家里窮。我就是…想去看看。看看城里啥樣。咱倆要成家了，
以后花錢的地方多…我想著…去干幾個月，就干幾個月！等攢夠了給你買輛新自行車的錢，
我就回來！真的！年底，保證回來！咱就辦事兒！”她的眼睛在月光下看著我，帶著央求，
帶著一種近乎熾熱的期盼，像兩簇小小的火苗。那火苗燒得我心里發慌，發苦。我看著她，
看著她眼里那份我從未見過的、對山外面世界的渴望，拒絕的話堵在喉嚨口，
怎么也說不出來。我知道，我攔不住她了。就像我攔不住田埂上的野草，到了春天，
它總要鉆出來。“真…真去？”我的聲音干巴巴的。“嗯！”她用力點頭，像是要說服我，
也像是要說服自己，“就幾個月！建軍，你等我回來！年底，咱就辦事兒！
”我看著她亮晶晶的眼睛，那里面映著月亮，也映著我茫然的臉。我張了張嘴，
最終只擠出一個字：“…好。”那個“好”字，輕飄飄的，像一片羽毛，
落在沉甸甸的泥土上，轉眼就被風吹跑了，一點痕跡都沒留下。春桃走的那天，天灰蒙蒙的。
村里第一批出去的有七八個年輕人，擠在二狗子聯系來的那輛破舊拖拉機的后斗里。
春桃穿著她最好的一件碎花褂子，洗得發白，背著一個半舊的藍布包袱，
站在一群興奮的姑娘小伙中間，顯得有點單薄。我追著拖拉機跑了好遠，
一直跑到村口那棵老槐樹下。塵土揚起來，嗆得人直咳嗽。春桃趴在車斗邊上，
使勁朝我揮手，風吹亂了她的頭發，遮住了她的臉，但我看見她嘴在動。
“建軍——等我——年底就回來——”她的聲音被拖拉機的突突聲和風聲撕碎了，
斷斷續續地飄過來。我也使勁揮手，喉嚨里堵得難受，一個字也喊不出來。
拖拉機噴出一股黑煙，拐了個彎，消失在土路的盡頭，只剩下漫天飛揚的黃土，迷了我的眼。
那塵土味兒，又干又澀，直嗆到肺里，嗆得我眼睛發酸。日子一下子變得空落落的。
田里的活計還在，可身邊沒了那個熟悉的身影，總覺得少了什么。鋤草的時候，
會下意識地看看旁邊那道田埂，仿佛她還在那里低著頭，手指靈巧地穿梭。
挑水路過她家門口，腳步會不由自主地慢下來，望望那扇緊閉的院門。信，
是支撐我熬過那段日子的唯一念想。頭一個月，信來得勤。幾乎每隔七八天，
村支書家的小兒子就會蹬著他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破自行車，捏著一封薄薄的信，
一路吆喝著“春桃的信——建軍哥——”，送到我家門口。那信封是牛皮紙的，
上面用圓珠筆寫著我的名字和地址，字跡清秀工整。我迫不及待地拆開，
信紙帶著一股陌生的、淡淡的機油味。“建軍：我到了。廠子好大，好多機器，轟隆隆的響，
開始有點怕，現在習慣了。住的地方是宿舍，八個人一間，上下鋪，有點擠，但比家里干凈。
吃的還行，有菜有肉，就是油水少點。活兒不累，就是坐著踩縫紉機，一天十個小時。
我們組長是本地人，人看著挺和氣的。建軍，你別太累，
等我回來……”信里的字一個個跳進我眼里，帶著她的氣息，撫平我心里的焦躁。
我一遍遍地看，一個字一個字地摳，想象她坐在縫紉機前的樣子，想象她吃飯的樣子，
想象她寫信時微微蹙著眉頭的樣子。晚上躺在炕上，就著油燈昏黃的光，我把信紙貼在胸口，
好像這樣就能離她近一點。那些字句，成了我一天勞累后最甜的回味，
支撐著我重復著日復一日的勞作。我把攢下的錢數了又數，算計著離年底還有多久，
算計著給她買紅布做新衣裳，算計著辦酒席要花多少。大伯看我這樣，
只是吧嗒吧嗒抽著旱煙，煙霧繚繞里，渾濁的眼睛瞥我一下，嘆口氣：“小子，
心別太熱乎嘍。”我沒理會。春桃說了，年底就回來。可漸漸地，信少了。從七八天一封，
變成半個月，再變成一個月。信封還是那種牛皮紙，但上面的字跡開始不一樣了。
不再那么工整，有些潦草，有些筆畫連在一起，像是匆匆忙忙趕著寫完的。
信紙上的內容也變了。以前會寫宿舍里哪個姐妹說了什么趣事，寫食堂今天做了什么菜，
寫組長又教了她們新花樣。后來，這些都沒了。“建軍：最近趕一批大貨，特別忙，
天天加班。累得很，回宿舍倒頭就睡。錢攢了一些了，放心。你那邊麥子快收了吧？
注意身體。不多說了，睡了。”再后來，信紙上的字更少了，有時就寥寥幾行。“建軍：忙。
勿念。”“建軍：都好。安。”“建軍：匯了點錢回家，讓我娘買點肉，給你也捎點去。
收著。”那些匯款單，薄薄的一張紙，捏在手里卻沉甸甸的，硌得慌。
我把它們和之前那些越來越薄、越來越短的信，一起塞進那個寶貝的鐵皮餅干盒里。
盒子里還有我給她攢的彩禮錢，一疊疊毛票，用橡皮筋捆得整整齊齊。
我看著盒子里躺著的錢和信，心里像堵了一團浸透了水的棉花，又沉又悶，透不過氣。
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像田埂上悄悄蔓延的野草，開始在我心底瘋長。
我試著給她寫回信，寫地里的麥子抽穗了，
黃澄澄一片；寫大伯咳嗽好點了；寫我在后山套了只野兔子，肉香得很……可寄出去的信，
像石沉大海，連個水花都看不見。村里開始有風言風語。有人說在鎮上看見春桃了，
穿得可洋氣了，頭發也燙卷了。有人說她跟廠里那個管事的工頭走得近，那工頭是城里人，
有本事。這些話像長了腳的風，呼呼地往我耳朵里鉆。我不信。一個字都不信！
春桃不是那樣的人！她答應過我年底回來！她給我匯錢，讓我買肉吃！她肯定就是太忙了！
那些嚼舌根的人懂個屁！可心底那股不安的野草，怎么也壓不下去。它們越長越高，
纏得我夜夜睡不踏實。夢里有時是她第一次給我縫扣子時羞紅的臉，
有時是她站在拖拉機上揮手的樣子，有時又變成一片模糊的空白，
只剩下拖拉機遠去時那刺耳的突突聲，還有漫天嗆人的黃土。中秋節快到了。
月亮一天比一天圓，像個銀盤子掛在天上。往年這時候，春桃會拉著我去村口小店，
用攢了很久的零錢買一小包硬邦邦的水果糖，我們倆分著吃，甜得齁嗓子。今年，
家里冷清得可怕。大伯蹲在門檻上抽煙，煙霧繚繞里，他看我魂不守舍的樣子，
甕聲甕氣地說：“建軍，要不…進城瞅瞅去？”我猛地抬起頭。
這個念頭在我心里翻騰了無數次，又被我無數次壓下去。我怕。怕看到什么我不愿意看到的。
可大伯這句話，像根針，一下子戳破了我勉強維持的平靜。“去看看。”大伯又重復了一遍，
渾濁的眼睛看著我，“死也死個明白。總比自個兒在這瞎琢磨強。”死也死個明白。
這話像錘子砸在我心上。對，去看看！親眼去看看！春桃到底在忙啥？為啥信越來越少？
為啥連個音兒都沒有？我要當面問問她！年底還回不回來？！這個念頭一旦冒出來，
就再也壓不住了。我像著了魔，立刻翻箱倒柜。
我把那個鐵皮餅干盒里屬于我的彩禮錢都掏出來，厚厚一沓，小心地用布包好，
塞進貼身的衣兜里。又去地窖里，把曬得最干、顆粒最飽滿的那袋花生拖出來，沉甸甸的，
足足有大半麻袋。春桃以前最愛吃我炒的花生了，香，脆。城里東西貴，她肯定舍不得買。
我要讓她嘗嘗家里的味道。大伯默默地看著我忙活，沒說話。臨走那天早上，天還沒亮透，
灰蒙蒙的。他塞給我兩個還溫乎的煮雞蛋，
又往我手里塞了幾張皺巴巴的毛票：“路上…買口水喝。”我鼻子一酸，趕緊低下頭：“嗯，
大伯，我…我快去快回。”背著那袋沉甸甸的花生，我踏上了去城里的路。
先是搭村里去鎮上賣菜的拖拉機，一路顛簸，骨頭都快散架了。到了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