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所處的戰國初期，諸侯紛爭不斷，各國為求生存與發展，紛紛變法圖強，這一時代對人才有著迫切的需求。吳起早年為求仕途，散盡家財，卻因鄉鄰嘲笑而殺人逃亡，后輾轉于魯、魏、楚三國。在求學過程中，他先拜儒家大師曾申為師，因母喪不歸被逐出師門，又投奔西河學派子夏，融合儒法思想。其軍事活動傳奇，在魯國殺妻求將首戰告捷，于魏國創立魏武卒并在陰晉之戰大敗秦軍，在楚國嘗試軍事改革。政治上，他在魏國擔任西河守政績顯著，在楚國推行變法卻因觸動貴族利益失敗。吳起性格極端果敢又堅韌執著，這既助其成就功業，也導致最終悲劇。綜合來看，吳起在軍事與政治領域貢獻卓越，雖有爭議行為，但在戰國歷史進程中影響深遠，研究他有助于深入理解戰國歷史與人物。
1. 引言
1.1 戰國初期時代背景概述
戰國初期，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諸侯紛爭、列國爭霸的劇烈變革時期。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是各國為求生存與發展，紛紛推行變法圖強的政策，以增強自身的綜合國力。據《三晉第一戰神吳起》記載，戰國初期，各國之間的戰爭頻繁且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在魏、趙、韓三家分晉之后，中原地區的政治格局更加復雜化。在此背景下，各國君主迫切需要能夠輔佐其實現富國強兵的人才，而士人階層也因此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間。然而，這種“士無定主”的時代特征也使得士人在追求個人功名的過程中往往采取極端手段，甚至不惜違背傳統倫理道德。正如《吳起起伏人生影響國家氣運升降的啟示》所指出，戰國時期的亂世環境塑造了獨特的時代風氣，即功利主義至上，個人才能被置于道德之上，成為衡量士人價值的重要標準。此外，《吳起、商鞅與樂毅之悲喜人生》進一步強調了這一時期對人才的需求，認為正是由于各國間的激烈競爭，才催生了一批具有卓越軍事和政治才能的歷史人物，其中吳起便是典型代表之一。這些文獻共同揭示了戰國初期復雜的社會背景及其對人才選拔和使用的影響。
1.2 吳起研究的重要性
吳起作為戰國初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與改革家，其一生經歷了魯、魏、楚三國的政治舞臺，并在軍事與政治領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同時也因其極端性格和行為引發了廣泛爭議。因此，對吳起的研究不僅有助于深入理解戰國時期的軍事思想與政治變革，還能為探討個人性格與歷史進程之間的關系提供重要視角。根據《郭沫若論吳起評析》，吳起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不僅是兵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更是一位集儒家、法家思想于一體的復合型人才。然而，吳起的一生充滿了矛盾與爭議，尤其是其“殺妻求將”事件，成為后世評價其人格的重要依據。對此，《“殺妻求將”新解——道德評判下被污名的吳起》提出了一種新的解讀方式，認為這一事件可能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刻意渲染，從而掩蓋了吳起真正的歷史貢獻。此外，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吳起的經歷反映了戰國時期士人在追求功名過程中所面臨的道德困境與現實壓力。正如《吳起起伏人生影響國家氣運升降的啟示》所言，吳起的人生軌跡與其所處國家的氣運變化密切相關，這為研究戰國時期的政治生態與人才流動提供了寶貴的案例。綜上所述，對吳起的研究不僅是對其個人成就與悲劇命運的全面審視，更是對戰國時期歷史發展脈絡的深刻剖析。
1.3 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論文旨在通過對吳起生平事跡的系統梳理與綜合分析，全面、公正地評價其在軍事、政治領域的成就與局限性，并探討其性格特點與行為模式對歷史進程的影響。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本研究將采用文獻分析法，系統整理各類史書、研究著作中關于吳起的記載與觀點，力求還原一個真實而立體的歷史人物形象。具體而言，首先將依據《史記》《漢書》等傳統史籍中的相關記錄，結合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吳起的早年求學經歷、軍事實踐以及政治改革活動進行詳細考察。其次，將運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從軍事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個角度對吳起的思想體系與行為邏輯進行深入剖析。例如，《郭沫若論吳起評析》中提到，吳起的軍事思想深受儒家“修齊治平”理念的影響，同時又融入了法家實用主義的精神，這種思想融合對其軍事實踐與政治改革產生了深遠影響。最后，本研究還將關注吳起性格中的極端化傾向與其悲劇命運之間的內在聯系，試圖揭示個人性格如何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決定其人生走向。正如《唯才是舉:實用主義的凌厲與悲憫》所強調的，亂世之中，士人的才能固然重要，但道德底線與性格特質同樣不可忽視。通過以上方法，本研究期望能夠為理解吳起這一復雜歷史人物提供更為全面且深刻的見解，同時也為探討戰國時期的政治變革與思想碰撞提供新的思路。
2. 文獻綜述
2.1 吳起研究的理論基礎
吳起作為戰國初期重要的軍事家、政治家和改革家，其研究涉及歷史學、軍事學與政治學等多學科領域的理論框架。在歷史學層面，司馬遷的《史記》為研究吳起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礎，其對“法家”的定義及書寫方式直接影響了后世對吳起的認知[2]。司馬談將法家視為“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的代表，而吳起在楚國推行的改革措施，如“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恰好符合這一標準。此外，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吳起列為兵家代表人物，并對其兵書《吳子》進行了分類與評價，這為理解吳起的軍事思想奠定了理論依據。
在軍事學領域，吳起的軍事思想被廣泛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軍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郭沫若指出，吳起的《吳子兵法》與孫武的《孫子兵法》齊名，共同代表了戰國時期注重權謀計算與實戰結合的用兵之道[7]。吳起提出的“內修文德，外治武備”以及“兵不在眾，以治為勝”等理念，不僅體現了儒家“修齊治平”的思想烙印，也融入了法家功利主義的分配原則，形成了獨特的軍事哲學體系。同時，吳起在魏國創建魏武卒的實踐，反映了其對軍隊建設與使用的理性認識，這一制度設計成為中國古代職業軍隊的典范。
在政治學方面，吳起的政治改革活動展現了其對國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他在魏國擔任西河守期間，推行了一系列發展農業、加強邊防的政策，體現了“在德不在險”的治國理念。而在楚國，吳起進一步嘗試通過廢除貴族特權、整頓吏治等措施實現變法圖強，盡管最終因觸動既得利益集團而失敗，但其改革內容仍具有顯著的政治學意義。這些實踐不僅反映了吳起對法家“食有勞而祿有功”原則的認同，也揭示了其在政治改革中的創新精神。
2.2 國內外吳起研究進展
國內外學者對吳起的研究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涵蓋了其軍事思想、政治改革及生平事跡等多個方面。從時間維度來看，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吳起軍事思想的整理與解讀。例如，20世紀中期，郭沫若對《吳子兵法》的真實性進行了探討，認為現存六篇本雖非原作，但仍保留了吳起軍事思想的核心內容。此后，隨著考古學的發展，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吳子》篇卷的真偽及其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諸如賈詡注本可能為《漢書》所錄四十八篇精要部分的觀點。
進入21世紀后，研究重點逐漸轉向吳起的政治改革及其生平事跡。傅云路在其著作中詳細分析了吳起在魯、魏、楚三國的活動軌跡，強調其作為“三國戰神”的輝煌戰績與悲劇命運。王新利則從人才流失的角度探討了吳起離開魏國對魏國衰亡的影響，認為吳起的離去削弱了魏國的綜合實力，并加速了其霸權地位的喪失。此外，近年來一些學者嘗試結合戰國時代的社會背景重新審視吳起的爭議行為，如“殺妻求將”事件。他們指出，這一行為雖然違背了儒家倫理，但在戰國功利至上的風氣下，亦可視為士人為實現抱負所采取的極端手段。
國際學術界對吳起的研究相對較少，但仍有部分學者關注其軍事思想對東亞軍事文化的影響。例如，日本學者曾對《吳子兵法》與日本武士道精神之間的關聯進行探討，認為兩者均強調將領與士兵之間的緊密聯系以及戰場上的靈活應變能力。總體而言，國內外研究在深化對吳起理解的同時，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與視角。
2.3 現有研究的不足與本研究的創新點
盡管已有研究在多個層面對吳起進行了深入探討，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與研究空白。首先，在吳起性格與行為關系的研究中，現有文獻多集中于對其極端性格的描述，而缺乏對其性格形成機制的系統分析。例如，吳起“殺妻求將”的行為雖被廣泛討論，但鮮有研究從心理學或社會學角度解釋其背后的動因，以及這種性格如何影響其軍事決策與政治改革。其次，關于吳起軍事活動與政治改革之間的內在聯系，現有研究往往將其割裂開來，未能充分揭示其在不同領域實踐中的統一性與連貫性。例如，吳起在魏國創建魏武卒的軍事改革與其在楚國推行的變法措施之間是否存在邏輯關聯，尚需進一步探討。
此外，現有研究對吳起思想來源的梳理仍顯不足。盡管部分學者提到吳起曾受儒家與法家思想的雙重影響，但對其思想轉型的具體過程及融合路徑缺乏詳細闡述。例如，吳起如何將儒家的“修齊治平”理念與法家的“食有勞而祿有功”原則相結合，形成獨具特色的治國方略，這一問題尚未得到充分解答。
基于上述不足，本研究旨在從多維度全面剖析吳起，填補相關研究空白。具體而言，本研究將結合歷史學、軍事學與政治學的理論框架，對吳起的性格特點、軍事實踐與政治改革進行綜合考察。通過對比其在魯、魏、楚三國的活動軌跡，揭示其思想演變的內在邏輯，并探討其性格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時，本研究還將關注吳起在戰國時代背景下的特殊地位，分析其行為選擇與時代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為理解吳起的復雜形象提供更為全面且深入的見解。
3. 衛國孤子：亂世求學，從血性少年到兵家亞圣的起點
3.1 吳起的出身與早年經歷
3.1.1 破落貴族家庭背景
吳起約生于公元前440年，出生于衛國左氏（今山東定陶）一個破落貴族家庭。衛國在春秋時期已逐漸淪為小國，至戰國初期更顯微弱，但其都城濮陽（今河南濮陽）地處中原水陸交通樞紐，商業較為發達。吳起的父親雖為商人，卻未能改變家族政治地位的衰落。這種“富而不貴”的家庭背景深刻影響了吳起的成長軌跡。一方面，他接受了貴族教育，繼承了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另一方面，由于家族地位的沒落，他對權力與功名的渴望尤為強烈，這成為其日后追求仕途的重要動力。戰國初期，貴族階層的沒落與新興士人階層的崛起構成了社會流動的重要特征，吳起的經歷正是這一時代變遷的縮影。他在青少年時期目睹了家族的衰敗，這既激發了他對個人命運的抗爭意識，也促使他形成了強烈的功利主義傾向，為其后來的極端行為埋下了伏筆。
3.1.2 散盡家財求仕遭嘲笑
吳起早年為追求仕途不惜散盡家財，試圖通過賄賂權貴獲得官職，然而卻屢遭失敗，甚至遭到鄉鄰的嘲笑與譏諷。這一挫折不僅加劇了他的心理失衡，也引發了一場血腥事件。據記載，吳起因無法忍受鄉鄰的嘲笑，一怒之下持劍連殺三十余人，并在逃亡前對母親咬臂立誓：“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這一極端行為不僅反映了吳起性格中的剛烈與偏執，也折射出戰國初期“士無定主”的時代特征。在禮崩樂壞的社會環境中，傳統倫理道德逐漸被功利主義所取代，士人階層為博取出路往往采取極端手段。吳起的這一選擇雖為其贏得了“血性少年”的名聲，但也使其背上了沉重的道德負擔，成為其人生悲劇的起點。從社會階層流動的角度來看，吳起的行為體現了寒門士人試圖突破出身限制、實現階層躍升的迫切愿望，但這種以暴力為手段的生存策略注定了其命運的波折與坎坷。
3.2 吳起的儒家求學經歷
3.2.1 拜師曾申
吳起在逃離衛國后，先投奔魯國，拜儒家大師曾申（曾參之子）為師，開始了其學術生涯。曾申作為儒家學派的重要傳承者，對吳起的思想啟蒙起到了關鍵作用。在曾申門下，吳起系統學習了儒家經典，尤其是“修齊治平”的秩序觀和“仁義禮智信”的道德體系。這些思想雖然未能完全塑造吳起的世界觀，但卻為其后來的軍事與政治實踐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例如，吳起在《吳子兵法》中提出的“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主張，顯然受到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影響。然而，吳起的學習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他在儒家學派中的表現并未得到充分認可，尤其是其母喪不歸的行為引發了曾申的強烈不滿，最終導致他被逐出師門。這一經歷不僅使吳起對儒家思想產生了懷疑，也促使他開始探索其他學術流派，為其學術轉型埋下了伏筆。
3.2.2 母喪不歸被逐出師門
吳起在魯國求學期間，其母去世的消息傳來，但他拒絕回鄉守孝，選擇繼續留在曾申門下學習。這一行為被曾申視為嚴重的“不孝”，并以此為理由將其逐出師門。在儒家倫理體系中，“孝”被視為一切道德的基礎，吳起的母喪不歸無疑是對這一核心價值觀的公然挑戰。曾申的嚴厲態度不僅反映了儒家學派對其道德品行的否定，也揭示了吳起與儒家思想之間的根本沖突。盡管吳起在儒家學派中未能獲得認可，但他并未完全放棄儒家思想，而是將其部分理念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例如，他在后來提出的“教民親愛”和“綏之以道”等治國理念中，仍可見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子。然而，這一事件對吳起的心理沖擊是巨大的，他從此對儒家學說產生了深深的疏離感，并開始轉向兵家與法家思想，尋求更為實用的學問。
3.3 吳起的學術轉型
3.3.1 投奔西河學派
被儒家學派排斥后，吳起輾轉至魏國西河（今陜西合陽），拜入西河學派子夏門下。西河學派以其獨特的儒法融合特點吸引了眾多士人，成為戰國初期思想交流的重要中心。子夏作為孔子的弟子，晚年致力于融合儒家與法家思想，提出了“食有勞而祿有功”的功利主義分配原則，這對吳起的思想轉變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西河學派的學習過程中，吳起不僅接觸到了《司馬法》等兵家經典，還深入研究了法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一斷于法”和“親親尊尊之恩絕矣”。這些思想為吳起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使他逐漸形成了兼具儒法特色的思想體系。此外，西河學派注重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教學方法，也為吳起后來的軍事與政治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通過在西河學派的學習，吳起不僅完成了學術轉型，還確立了“以德治國”與“以法治軍”相結合的政治理念。
3.3.2 融合儒法思想
在西河學派的學習期間，吳起通過對《司馬法》等兵家經典的研習，逐漸掌握了兵家權謀與實戰技巧，同時吸收了法家思想中的功利主義原則。他將儒家的“德治”理念與法家的“法治”思想相結合，提出了“戰勝易，守勝難”等重要觀點。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強調治國需注重內在的道德建設，同時輔以嚴格的法律制度，以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吳起認為，單純的軍事勝利并不能確保國家的持久繁榮，只有通過“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方式，才能實現真正的強國目標。此外，吳起還提出了“在德不在險”的軍事哲學，主張國家的安危不應依賴于山川地勢的險要，而應取決于統治者的德政與民眾的擁護。這一思想不僅體現了儒家“德治”理念的影響，也反映了法家“明法審令”的實踐要求。通過將儒法思想有機結合，吳起構建了一個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指導意義的軍事政治思想體系，為其后來的軍事與政治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
3.4 游士生涯與思想定型
3.4.1 游歷三晉積累實戰經驗
離開西河學派后，吳起開始了其游士生涯，游歷三晉之地（韓趙魏），并以低級軍官的身份參與了多次軍事實踐。這一階段的經歷不僅豐富了他的實戰經驗，也對其軍事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趙國邊境，吳起參與了防御狄戎的作戰，對抗游牧部族的戰斗使他練就了獨特的山地戰法。同時，他還密切觀察魏國的軍事制度，詳細記錄了魏武卒的早期訓練方式，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改進，提出了“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的標準化訓練思想。這些實踐經驗使吳起深刻認識到，一支強大的軍隊不僅需要嚴格的紀律和高效的訓練，還需要將領與士兵之間的緊密協作。吳起通過與士兵同甘共苦的方式贏得了部下的忠誠，這種帶兵藝術后來成為其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不斷的實踐與總結，吳起逐步形成了以“治軍嚴明”為核心的軍事理論體系。
3.4.2 “在德不在險”軍事哲學形成
吳起在游歷三晉期間，通過觀察魏國的政治制度與軍事實踐，逐漸形成了“在德不在險”的軍事哲學。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強調國家的安危不應依賴于山川地勢的險要，而應取決于統治者的德政與民眾的擁護。吳起認為，歷史上的三苗、夏桀和殷紂雖然擁有險要的地理條件，但由于德政不修，最終仍難逃滅亡的命運。他告誡魏武侯：“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這一觀點不僅體現了儒家“德治”理念的影響，也反映了法家“明法審令”的實踐要求。吳起的這一軍事哲學思想在其后來的軍事與政治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例如，在魏國擔任西河守期間，他注重發展農業、加強邊防，同時強調“教民親愛”與“綏之以道”，力求通過德政贏得民心。這種思想不僅提升了魏國的軍事實力，也為其后來的政治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通過不斷的實踐與反思，吳起最終將“在德不在險”的軍事哲學確立為其思想體系的核心內容。
3.5 殺妻求將：求學階段的終結
3.5.1 齊國攻魯的契機
前412年，齊國以魯國在艾陵之戰中幫助吳國為借口，發動了對魯國的入侵。魯穆公面對強敵壓境，急需一位能夠扭轉戰局的將領，吳起因此迎來了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然而，由于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魯穆公對其忠誠度心存疑慮。在此背景下，吳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一方面，他渴望通過這場戰爭證明自己的軍事才能，實現仕途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必須消除魯穆公對其忠誠的懷疑，以獲得統帥之位。這一困境迫使吳起做出了一個極具爭議的決定——殺妻明志。這一事件不僅改變了吳起的個人命運，也成為其求學階段的終結標志。從戰國各國戰爭史的角度來看，這一事件反映了當時士人在追求功名過程中所面臨的道德困境與現實壓力。吳起的選擇雖然極端，但在功利至上的時代風潮中，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5.2 殺妻求將的爭議與影響
吳起為獲得魯穆公的信任，選擇殺死自己的妻子以表明其對齊國的敵視態度，最終成功獲得統帥之位，并率領魯軍大破齊軍。然而，這一行為引發了巨大的爭議，成為其人生中最具爭議的事件之一。孟子曾嚴厲批評吳起的這一行為，稱其“殘忍貪鄙”，違背了儒家倫理的核心價值觀。從儒家道德觀念來看，吳起的殺妻行為無疑是對人倫道德的公然踐踏，使其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污名。然而，從戰國時代的社會背景來看，吳起的行為或許可以被視為士人在極端環境下為追求功名而采取的無奈之舉。這一事件不僅使吳起徹底拋棄了儒家的道德束縛，也標志著其思想從理想主義向實用主義的徹底轉型。盡管吳起憑借此戰贏得了“兵家奇才”的美譽，但“殺妻求將”的惡名卻伴隨其一生，最終導致了他在魯國的去職，并為其后來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
4. 軍事傳奇：三國戰神的不敗神話
4.1 魯國：殺妻求將的爭議首戰
4.1.1 戰前局勢與吳起的抉擇
公元前412年，齊國以魯國曾協助吳國參與艾陵之戰為由，發動了對魯國的侵略戰爭。這一時期，魯國正處于內憂外患的困境之中，其國力遠不及強大的齊國，且地理位置使其長期處于齊國的軍事威脅之下。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魯穆公在面臨齊國進攻時，急需一位能夠扭轉戰局的將領，而吳起因其卓越的軍事才能進入了魯穆公的視野。然而，吳起的妻子為齊國人，這引發了魯穆公對其忠誠度的懷疑。在此背景下，吳起為了消除魯君的疑慮并獲取兵權，做出了極端的選擇——斬殺自己的妻子以明志。這一決定不僅體現了吳起對個人功名的執著追求，也反映了戰國時期士人在功利主義驅動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時代特征。
從動機分析來看，吳起的這一行為既有現實的政治考量，也有其性格中的極端因素作祟。一方面，吳起深知只有通過這場戰爭證明自己的軍事才能，才能在魯國站穩腳跟并實現仕途上的突破；另一方面，他早年因母喪不歸被儒家逐出師門，已展現出對傳統道德約束的蔑視。因此，“殺妻求將”不僅是吳起為獲得兵權而采取的極端手段，更是其個人價值觀與戰國時代功利至上風氣相互作用的產物。此外，這一事件也揭示了吳起性格中的果敢與冷酷，這種性格特質在其后的軍事生涯中多次顯現，并成為其成功與失敗的重要根源。
4.1.2 魯國首戰的表現與影響
盡管“殺妻求將”的行為為吳起贏得了魯穆公的信任，并使他得以統帥魯軍對抗齊國，但這一決定也為其個人命運埋下了隱患。在魯齊之戰中，吳起充分展現出了其卓越的軍事才能。他通過對敵情的精準判斷和靈活多變的戰術布置，成功率領弱小的魯軍擊敗了強大的齊軍。據《吳子兵法》記載，吳起在戰斗中強調“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注重根據戰場形勢調整戰略，這一思想在此次戰役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同時，他還提出了“兵不在眾，以治為勝”的觀點，主張通過嚴格的軍隊管理和高效的指揮體系彌補兵力上的不足，從而取得最終的勝利。
然而，吳起的軍事成就并未能掩蓋其行為引發的爭議。在魯國社會普遍崇尚儒家倫理的背景下，“殺妻求將”被視為違背人倫道德的極端行徑，遭到了廣泛譴責。孟子甚至將其批評為“殘忍貪鄙”的典型，認為吳起的行為嚴重損害了士人的形象。由于魯國內部的輿論壓力以及貴族階層對吳起的不滿情緒日益加劇，魯穆公最終不得不放棄對其的支持，吳起也因此被迫離開魯國。這一結局不僅標志著吳起在魯國短暫仕途的終結，也預示了其未來命運的波折。盡管如此，吳起在魯國的表現無疑為其贏得了“兵家奇才”的聲譽，并為其后續在魏國和楚國的軍事活動奠定了基礎。
4.2 魏國：武卒制與陰晉之戰
4.2.1 魏武卒的創立
投奔魏國后，吳起迎來了其軍事生涯的巔峰時期，其中最顯著的成就便是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職業化軍隊——魏武卒。魏武卒的誕生源于魏文侯時期國家變法圖強的需求，同時也是吳起對戰國軍事制度的一次重要革新。據《戰國策·魏策》記載，魏武卒的選拔標準極為嚴格，士兵需全副武裝日行百里，并通過一系列體能和技能測試，方可入選。一旦被選中，士兵不僅享有免除賦稅的優待，還能獲得田宅等物質獎勵，這極大地激發了普通民眾參軍入伍的積極性。
吳起在魏武卒的創建過程中融入了其獨特的治軍理念，尤其是“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思想。他強調軍隊的建設不僅要注重武器裝備和戰斗技能的提升，還要通過思想教育增強士兵的凝聚力和忠誠度。為此，吳起親自參與士兵的日常訓練，并與他們同甘共苦，甚至為傷兵吮膿，以樹立榜樣作用。這種帶兵藝術不僅提升了魏武卒的戰斗力，還塑造了一支紀律嚴明、士氣高昂的職業軍隊。魏武卒的出現徹底改變了戰國時期的戰爭模式，其選拔標準和訓練方式后來被其他諸侯國廣泛效仿，成為戰國中期軍事制度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4.2.2 陰晉之戰的輝煌
公元前389年，吳起指揮的陰晉之戰成為其軍事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戰役之一。此役中，吳起以僅5萬魏武卒的兵力，成功擊敗了秦國的50萬大軍，創造了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據《吳子兵法》記載，吳起在戰前對秦軍的部署進行了詳細分析，并制定了針對性的作戰計劃。他充分利用地形優勢，采用伏擊與奇襲相結合的戰術，迅速瓦解了秦軍的主力部隊。同時，吳起還注重心理戰的應用，通過散布假情報和制造恐慌情緒，進一步削弱了秦軍的士氣。
陰晉之戰的勝利不僅鞏固了魏國在河西地區的統治地位，還使魏文侯的霸業達到了新的高度。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魏武卒在此次戰役中表現出的強大戰斗力令各國震驚，以至于“秦兵不敢東向”，魏國由此確立了在戰國初期的軍事優勢。此外，吳起在陰晉之戰中展現出的戰略眼光和指揮能力，也為其贏得了“不敗戰神”的美譽。這一戰役不僅是吳起軍事思想的實踐驗證，也是其職業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點，為其后續在楚國的改革活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4.3 楚國：軍事改革的嘗試與失敗
4.3.1 楚國軍事改革的背景與內容
吳起入楚之時，楚國正處于內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楚國的軍事力量雖規模龐大，但缺乏系統的訓練和管理，導致戰斗力低下；另一方面，國內貴族勢力盤根錯節，嚴重阻礙了國家資源的合理分配和軍隊建設的推進。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楚悼王為改變這一現狀，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全面的軍事改革。吳起針對楚國軍隊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精簡軍隊、加強訓練以及優化軍事指揮體系等。他主張“明法審令”，通過嚴格的法律規范軍隊的行為，同時廢除冗余的官職，將資源集中用于提升核心部隊的戰斗力。
此外，吳起還試圖通過改革削弱貴族階層的特權，以增強中央集權的力量。他提出“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的政策，旨在削減貴族對軍隊和地方事務的控制權，從而提升國家的整體治理效率。然而，這些改革措施觸及了楚國貴族的根本利益，引發了強烈的反對聲音。盡管楚悼王在位期間全力支持吳起的改革，但隨著楚悼王的去世，改革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保障，最終難以為繼。
4.3.2 改革失敗的原因與影響
吳起在楚國的軍事改革雖然短期內提升了楚國的軍事實力，但由于觸動了貴族階層的核心利益，最終以失敗告終。首先，楚國貴族的強大勢力是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貴族集團對吳起的改革政策極為不滿，他們通過游說楚悼王的繼任者，試圖阻撓改革的推進。其次，吳起在改革過程中過于急功近利，未能充分考慮楚國復雜的政治生態，導致改革策略缺乏必要的靈活性和妥協空間。
從長遠來看，吳起的改革對楚國的影響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改革在短期內顯著提升了楚國的軍事力量，使其能夠在對外戰爭中取得一定的勝利；另一方面，改革失敗引發的社會動蕩削弱了楚國的內部穩定性，并為后來的政治危機埋下了伏筆。此外，吳起因改革失敗而慘遭貴族殺害的結局，也反映了戰國時期改革者面臨的巨大風險和挑戰。這一悲劇不僅終結了吳起的生命，也為后世提供了關于改革路徑與策略的重要教訓。
5. 政治活動與改革舉措
5.1 魏國的政治作為
5.1.1 擔任西河守的政績
吳起在魏國擔任西河守期間，以其卓越的政治和軍事才能為魏國的穩定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西河地區作為魏國的重要邊疆地帶，不僅地理位置關鍵，還長期面臨秦國的軍事威脅。吳起上任后，首先推行了一系列以發展農業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通過實施“盡地力之教”等措施，鼓勵農民開墾荒地、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從而增強了西河地區的經濟基礎。同時，他注重加強邊防建設，通過修筑城池、設置烽火臺等手段，構建起一套完善的防御體系，有效遏制了秦國的侵擾。此外，吳起還特別重視與民同樂的政治理念，在治理過程中強調德政的重要性，主張施惠于民，與士兵同甘共苦，這種親民作風贏得了當地百姓的支持與擁護。這些措施不僅鞏固了西河地區的穩定，也為魏國整體實力的提升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歷史文獻來看，吳起在西河地區的治理成就得到了高度評價。例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中記載，吳起在擔任西河守期間，“秦兵不敢東向”，這一表述充分體現了其軍事防御政策的成效。同時，吳起在治理過程中注重德政與法治的結合，他提出“在德不在險”的治國思想，認為國家的穩固依賴于民心向背而非單純依靠地形險要。這種思想不僅指導了他在西河地區的實踐，也為后世統治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可以說，吳起在西河地區的政績不僅是其個人能力的體現，更是魏國變法圖強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5.1.2 政治理念與魏國發展
吳起在魏國的政治活動中，始終秉持著尊賢用能、注重德政的核心理念，這些理念對魏國的整體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吳起主張選拔賢能之士擔任重要職務，強調以實際才能而非出身作為用人標準。這一理念在李悝變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推動了魏國官僚體系的優化與效率提升。例如，他在西河地區推行的地方治理政策中，特別注重任用有能力的官員，并通過嚴格的考核機制確保政策的有效執行。這種用人理念不僅增強了魏國的行政能力，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其次，吳起高度重視德政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離不開道德教化的支持，因此主張通過教化民眾、改善社會風氣來實現國家治理的目標。具體而言，他在魏國推行了一系列以“修德親民”為核心的政策，包括減輕賦稅、獎勵農耕、加強教育等措施。這些政策不僅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也增強了魏國的社會凝聚力。此外，吳起還強調法治與德治的結合，他認為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工具，但只有與德政相輔相成，才能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種綜合性的治國理念在當時具有開創性意義，為魏國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從宏觀層面來看，吳起的政治理念對魏國的整體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他的推動下，魏國不僅在經濟和軍事上取得了顯著進步，還在政治制度的完善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吳起的某些政策也引發了貴族階層的不滿，這為其后來的政治生涯埋下了隱患。盡管如此，吳起在魏國的政治實踐無疑為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5.2 楚國的變法圖強
5.2.1 楚國變法的全面措施
吳起入楚后，面對楚國積貧積弱的局面，迅速展開了一場全面而深刻的變法運動。這場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領域，旨在通過系統性的改革徹底扭轉楚國的頹勢。在政治方面，吳起首先針對楚國貴族勢力過于強大的問題，提出了廢除貴族特權的改革方案。他主張削減貴族俸祿，取消其世襲特權，并將部分貴族土地重新分配給普通民眾，以此緩解社會矛盾并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此外，吳起還大力整頓吏治，通過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淘汰了一批昏庸無能的官員，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新人進入官僚體系，從而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在經濟領域，吳起推行了一系列以獎勵耕戰為核心的政策。他鼓勵農民開墾荒地，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同時通過減免賦稅的方式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此同時，他還大力推動商業發展，通過設立市場、規范交易規則等措施，促進了楚國經濟的復蘇與繁榮。在軍事方面，吳起則著力于精簡軍隊、加強訓練，以提高楚軍的戰斗力。他提出“兵不在眾，以治為勝”的軍事思想，強調軍隊的質量而非數量，并通過嚴格的選拔和訓練制度，打造出一支精銳之師。這些措施在短時間內顯著提升了楚國的軍事實力，使其成為戰國后期的一支重要力量。
從整體來看，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內容涵蓋了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面，體現了其全面而系統的改革思路。然而，這場變法的深度與廣度也引發了楚國貴族階層的強烈反對，為其最終失敗埋下了伏筆。
5.2.2 變法失敗的多重因素
盡管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措施初見成效，但由于多種復雜因素的共同作用，這場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首先，楚國貴族勢力的強大是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吳起的改革措施直接觸及了貴族階層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廢除貴族特權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引發了貴族群體的強烈不滿。這些貴族不僅在朝堂上對吳起進行攻擊，還通過操縱輿論、煽動民眾情緒等方式，試圖阻撓變法的推進。在楚悼王去世后，貴族勢力更是趁機發動兵變，直接導致了吳起的悲劇性結局。
其次，改革策略的不當也是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吳起在推行變法時，過于注重效率而忽視了社會各階層的承受能力。例如，他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削減貴族俸祿、取消世襲特權，雖然從長遠來看有利于國家發展，但在短期內卻加劇了社會矛盾，使得改革面臨巨大的阻力。此外，吳起在變法過程中缺乏必要的妥協與平衡，未能有效爭取中間勢力的支持，這也削弱了改革的群眾基礎。
最后，楚悼王的去世成為變法失敗的直接導火索。楚悼王作為吳起變法的支持者，其去世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保障。在楚悼王去世后，貴族勢力迅速集結力量，對吳起展開了全面反擊。盡管吳起在軍事上有一定成就，但在政治斗爭中卻顯得孤立無援，最終慘遭殺害。這一事件不僅標志著吳起變法的失敗，也反映了戰國時期政治改革所面臨的巨大風險與挑戰。
綜上所述，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失敗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盡管其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與合理性，但由于外部環境的復雜性與內部策略的局限性，這場變法最終未能實現預期目標。然而，吳起在楚國的變法實踐仍然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在如何處理改革與穩定之間的關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6. 吳起的性格特點與命運軌跡
6.1 吳起的性格剖析
6.1.1 極端與果敢
吳起的性格中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便是其極端與果敢的行為方式，這種特質在其早年的殺鄉鄰事件及后來“殺妻求將”的決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因散盡家財追求仕途而遭鄉鄰嘲笑，一怒之下持劍連殺三十余人，并在逃亡前對母親咬臂立誓：“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這一血腥的開端不僅顯露了其性格中的極端化傾向，也折射出戰國初期“士無定主”的時代特征。貴族沒落的背景下，寒門士人往往以才學或暴力博取出路，而吳起的選擇無疑是最為激進的一種。此外，“殺妻求將”事件更是其極端性格的集中體現。為了消除魯穆公對其齊籍妻子的疑慮，吳起毅然決然地斬殺妻子以表忠心，從而獲得統帥之位。盡管這一行為被后世儒家學者如孟子斥為“殘忍貪鄙”，但從戰國時代功利至上的風氣來看，吳起的極端手段或許正是其實現個人抱負的必要代價。
這種極端與果敢的性格特質對吳起的決策和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它使吳起能夠在關鍵時刻迅速做出決斷，展現出非凡的魄力和執行力；另一方面，這種性格也為其帶來了巨大的爭議和道德批判。例如，在魯國首戰中，吳起憑借其果敢的軍事指揮能力大破齊軍，成就“兵家奇才”之名，但“殺妻求將”的惡名卻伴隨其一生，最終導致其在魯國去職。可以說，吳起的極端性格既是其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其悲劇命運的根源之一。
6.1.2 堅韌與執著
除了極端與果敢之外，吳起的性格中還蘊含著堅韌與執著的品質，這種特質貫穿于其追求功名的整個過程。在早年求學階段，吳起因母喪不歸被儒家學派排斥，又因“殺妻求將”事件飽受爭議，但這些挫折并未動搖其對功名的渴望。相反，他輾轉于魯、魏、楚三國之間，不斷尋求施展才華的機會，展現出頑強的意志力和不屈的精神。例如，在魏國期間，吳起不僅創立了魏武卒這一職業軍隊，還通過陰晉之戰以五萬新兵擊敗五十萬秦軍，助魏國奪取河西之地，使“秦兵不敢東向”。這一系列輝煌成就的背后，正是其堅韌性格的支撐。
在楚國推行變法的過程中，吳起同樣表現出了其執著的一面。盡管面臨貴族勢力的強烈反對，他依然堅持廢除貴族特權、整頓吏治、獎勵耕戰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試圖通過變法實現楚國富強。然而，由于改革策略不當以及楚悼王去世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吳起的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即便如此，他在改革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堅持不懈和百折不撓的精神，仍然值得稱道。這種堅韌與執著的性格特質，不僅幫助吳起在軍事上取得輝煌成就，也在政治上推動了多國的社會變革，為其贏得了“戰國名將”的聲譽。
6.2 性格對命運的影響
6.2.1 性格成就功業
吳起的極端、果敢、堅韌等性格特質在其軍事與政治活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其贏得了卓越的成就與聲譽。首先，其極端與果敢的性格使他在關鍵時刻能夠迅速做出決斷，展現出非凡的軍事才能。例如，在魯國首戰中，吳起面對齊國進攻的危急局勢，果斷采取“殺妻求將”的極端手段以獲取兵權，并率領弱旅大破齊軍，一舉成名。這一事件不僅證明了其出色的軍事指揮能力，也體現了其果敢性格對戰場局勢的扭轉作用。
其次，吳起的堅韌與執著性格為其在魏國和楚國的軍事與政治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在魏國，他創立了魏武卒這一職業軍隊，并通過嚴格的選拔標準和訓練方式，將其打造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精銳部隊。在陰晉之戰中，吳起以五萬魏武卒擊敗五十萬秦軍，助魏國奪取河西之地，奠定了魏文侯的霸業基礎。在楚國，盡管變法面臨重重阻力，吳起依然堅持推行廢除貴族特權、整頓吏治等改革措施，短暫提升了楚國的軍事實力和行政效率。這些成就的背后，離不開其堅韌性格的支撐。
綜上所述，吳起的性格特質在其軍事與政治活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為其贏得了“兵家亞圣”的美譽。然而，這種性格也為其帶來了巨大的爭議和道德批判，最終導致了其悲劇命運。
6.2.2 性格導致悲劇
盡管吳起的性格特質在其軍事與政治活動中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其極端與果敢的性格也為他的命運埋下了悲劇性的伏筆。首先，“殺妻求將”事件雖然幫助吳起獲得了魯國的統帥之位，但也引發了廣泛的道德爭議。儒家學者孟子將其行為斥為“殘忍薄行”，認為其違背了人倫道德的基本原則。這種道德批判不僅損害了吳起的個人聲譽，也使其在魯國難以立足，最終被迫去職。這一事件表明，吳起的極端性格雖然能夠短期內實現個人目標，但長期來看卻對其社會形象和職業生涯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其次，吳起的極端性格在楚國變法過程中進一步加劇了其與貴族勢力的矛盾，最終導致其慘遭殺害。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在楚國推行變法時，廢除了貴族世襲特權，整頓吏治，獎勵耕戰，這些措施觸動了楚國貴族的根本利益。貴族勢力因此對吳起懷恨在心，并在楚悼王去世后發動兵變，將其亂箭射殺并車裂尸體。這一悲劇性結局不僅反映了吳起性格中的極端特質對其命運的決定性影響，也揭示了戰國時代權力斗爭的殘酷性。
綜上所述，吳起的性格特質既是其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其悲劇命運的根源。其極端與果敢的性格雖然幫助其在軍事與政治領域取得了輝煌成就，但也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和道德批判，最終導致其慘遭殺害。這種性格悲劇不僅令人唏噓，也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7. 吳起的綜合評價
7.1 軍事領域的卓越貢獻
7.1.1 軍事思想創新
吳起作為戰國初期杰出的軍事家，其軍事思想在繼承先秦兵學傳統的基礎上實現了重要創新。他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治國方略，強調國家強盛不僅依賴于軍事力量的發展，更需注重內部政治與道德建設。這一思想體現了儒家“修齊治平”理念與兵家實戰需求的結合，為后世軍事理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框架。此外，吳起還主張“兵不在眾，以治為勝”，認為軍隊的戰斗力并不單純取決于數量，而在于組織紀律、訓練水平及指揮效率的高度統一。這種以質量為核心的軍事思想，深刻影響了戰國時期的軍事實踐，并在后世軍事理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例如，《孫子兵法》中“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的觀點與吳起的理念一脈相承，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核心內容。吳起的軍事哲學還特別強調“在德不在險”，即國家的安危不應僅依賴地理形勢的險要，而應建立在良好的政治與道德基礎之上。這一思想不僅反映了其對戰國時期各國變法圖強實踐的總結，也為后世統治者提供了重要的治國啟示。
7.1.2 軍事實踐成就
吳起的軍事實踐成就同樣令人矚目，他在魯、魏、楚三國的軍事活動中展現了非凡的指揮才能與改革能力。在魯國，吳起通過殺妻求將的方式獲得兵權后，迅速展現其卓越的軍事才能，率弱旅擊敗強大的齊軍，一戰成名。盡管這一事件備受爭議，但其軍事表現無疑證明了其非凡的指揮能力。在魏國，吳起創立了著名的“魏武卒”制度，通過嚴格的選拔標準和訓練方式，打造出一支高度職業化的精銳部隊。這支軍隊在前389年的陰晉之戰中表現出色，以5萬兵力擊敗50萬秦軍，成為戰國軍事史上的經典戰役之一。吳起在楚國推行的軍事改革雖然因貴族反對而失敗，但其在短期內顯著提升了楚國的軍事實力，展現了其深厚的軍事改革能力。吳起的不敗戰績和軍事改革實踐，不僅直接增強了魯、魏、楚三國的軍事力量，也為戰國時期的軍事變革提供了寶貴經驗。他的軍事思想與實踐成就，使其與孫武并稱為“兵家雙圣”，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7.2 政治活動的功過是非
7.2.1 政治改革的積極意義
吳起在魏國和楚國的政治改革活動中展現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其改革措施對促進國家發展、增強國力起到了積極作用。在魏國擔任西河守期間，吳起推行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包括發展農業、加強邊防以及整頓吏治等，這些舉措有效鞏固了魏國在西河地區的統治，并為魏國的整體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吳起特別注重“尊賢用能”的政治理念，主張通過選拔賢能之士來提高行政效率，這一思想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他在魏國的政治實踐中強調“內修文德”，通過教化百姓、親近萬民來增強國家凝聚力，體現了儒家思想與法家實踐的有機結合。在楚國，吳起推行的變法措施更加全面，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領域。他廢除貴族特權、整頓吏治、獎勵耕戰，試圖通過一系列激進改革來提升楚國的綜合國力。盡管這些改革因觸動貴族利益而遭到強烈反對，但其在短期內顯著改善了楚國的政治與經濟狀況，為楚國的短暫強盛奠定了基礎。
7.2.2 改革失敗的負面影響
然而，吳起的政治改革也因其激進性和缺乏靈活性而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在楚國，吳起的變法措施因過于急功近利且忽視貴族集團的利益，引發了強烈的社會動蕩。他廢除貴族特權、精簡官僚機構的做法雖然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也導致貴族階層對其深惡痛絕，最終釀成悲劇性結局。楚悼王去世后，貴族集團發動兵變，吳起慘遭殺害，其改革成果也隨之付諸東流。這一事件不僅標志著吳起個人政治生涯的終結，也使楚國錯失了徹底變革的機會，對其長期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此外，吳起的改革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社會穩定的重要性，過于強調功利主義，導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較大的社會矛盾。這種激進改革模式在后世也引發了廣泛討論，成為研究政治改革失敗案例的重要參考。
7.3 爭議行為的道德審視
7.3.1 殺妻求將的道德批判
吳起的“殺妻求將”行為是其一生中最為人所詬病的爭議事件，從儒家道德觀念來看，這一行為嚴重違背了人倫道德的基本原則。儒家強調“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價值觀，認為個人行為應始終符合倫理規范。吳起為了獲得魯穆公的信任，不惜殺害自己的妻子以表忠心，這種行為不僅違背了夫妻之間的基本情感紐帶，也挑戰了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底線。孟子曾嚴厲批評吳起的這一行為，稱其為“殘忍貪鄙”的典型表現，認為這種行為背離了儒家“仁愛”精神的核心要義。從現代視角來看，吳起的殺妻行為不僅反映了個體在極端環境下對道德約束的漠視，也揭示了戰國時期功利主義盛行的社會風氣對人性造成的扭曲。這一事件成為后世批判極端功利主義的重要案例，強調了權力欲望對人性的腐蝕作用。
7.3.2 時代背景下的理解
盡管吳起的殺妻行為在道德層面備受譴責，但結合戰國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可以對其行為選擇進行一定程度的理解。戰國時期是一個禮崩樂壞、諸侯紛爭的時代，士人為實現個人抱負往往采取極端手段，甚至不惜犧牲道德原則以換取功名利祿。吳起身處這樣一個功利至上的環境中，其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正如《史記》所記載，吳起曾言“山川之勢不足以憑借，德治才是存亡的根本”，但在實踐中卻因急于證明自身價值而選擇了違背道德的方式。這種矛盾性不僅反映了吳起個人性格中的極端傾向，也折射出戰國時代個人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巨大張力。因此，在評價吳起的行為時，既需從道德角度進行批判，也需結合時代背景對其行為動機進行深入分析。
7.4 歷史地位的全面考量
7.4.1 對戰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吳起在戰國軍事與政治舞臺上的活動對各國實力對比及歷史發展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一位兼具軍事才能與政治智慧的復合型人才，吳起在魯、魏、楚三國的活動中直接推動了這些國家的強盛。在魏國，他創立的“魏武卒”制度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其陰晉之戰的勝利更是奠定了魏國在河西地區的霸權地位。在楚國，吳起的變法措施雖然未能持久，但其在短期內顯著提升了楚國的綜合國力，為楚國的短暫復興奠定了基礎。此外，吳起的軍事思想與實踐對戰國時期的軍事變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理念為各國變法圖強提供了理論支持。可以說，吳起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戰國時期的國際格局，加速了各國之間的競爭與融合，對戰國歷史進程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7.4.2 在歷史長河中的價值
綜合吳起的軍事、政治成就與爭議，其在歷史長河中展現出獨特的價值。作為一位文武兼備的杰出人物，吳起不僅以其輝煌的軍事戰績和深刻的軍事思想為中國古代軍事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還以其大膽的政治改革嘗試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盡管其殺妻求將的行為備受爭議，但從整體來看，吳起的一生體現了戰國時代士人追求功名的典型特征，同時也反映了個人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復雜關系。吳起的思想與實踐不僅在中國兵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還在世界軍事史上享有較高聲譽，其著作《吳子兵法》與《孫子兵法》并稱為“兵家雙璧”，為后世軍事理論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通過對吳起生平與思想的全面研究，不僅可以深化對戰國歷史的理解，還能為當代社會提供關于人才選拔、政治改革與道德約束等方面的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