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華南的氣溫仍逼近三十度，熱浪一陣陣撲打著車站的鐵軌。高遠提著行李袋，站在站臺上望著眼前這輛即將開往西南腹地的綠皮火車。他的手心有點汗，腦子卻異常清醒。
“黔州省烏蒙市珙桐縣東升鄉。”他輕聲念了一遍，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給自己壯膽。
列車緩緩啟動，車窗外的景色從鋼筋水泥變成山丘阡陌。三十多個小時后，車輪終于在一座叫“烏蒙站”的小站停了下來。站臺上人煙稀少，偶有幾個身穿藍工裝的工人從站臺另一頭匆匆走過，火車帶來的咣當聲還未散盡，山風已悄然襲來，帶著泥土、苔蘚和陳舊煙火味。
烏蒙市沒有機場，通往珙桐縣還需五小時車程。東升鄉，則是珙桐縣最偏遠的一個山區鄉鎮，山路多、地勢險，車到縣里之后，得轉一輛老舊的中巴車，再經四十多公里的盤山路才能抵達。
高遠坐在車尾，一路暈車，卻始終沒合眼。他在腦海里不斷重復出行前查看的地圖、資料——東升鄉總人口不到兩萬人，是典型的“老、少、邊、窮”鄉鎮，主產玉米、馬鈴薯，基礎設施匱乏，1999年全鄉財政收入還不足百萬元。
而他，是黔州省“三支一扶”計劃首批被派駐的大學生之一。高遠的選擇，令身邊所有人都錯愕。
“你瘋了？”同班的馮駿大笑，“你一個行政管理專業的，跑西部干嘛？寫材料的手寫田野調查？！”
“回頭你要是熬不住打退堂鼓，我第一個不笑你。”實習時機關科長喝著茶杯悠悠說道，“咱說句實在話，基層就那點事，瑣碎又累，還不如留在城里考編輕松。”
可他終究還是來了。
東升鄉政府，是一座建于八十年代的磚木結構二層樓，門前的鐵皮牌匾上幾個紅字“為人民服務”已經褪色斑駁。山風帶著小雨，吹得旗幟咧咧作響。
“小高同志吧？我是雷自強，鄉黨委書記。”迎接他的是一位約五十歲上下的干部，身材消瘦，頭發稀疏，眼神卻炯炯有神。
“雷書記您好。”高遠一邊握手，一邊打量著四周的環境：院子里停著一輛已經銹跡斑斑的“北京吉普”，邊上一口鐵鍋架在灶臺上，一位身穿軍綠色外套的后勤大姐正蹲著燒水。
“這兒條件差，你慢慢適應。”雷書記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容里帶著些無奈，“年輕人來得少，我們都盼著像你這樣有文化的大學生留下。”
高遠點點頭：“放心吧雷書記，我來，是想好好干點實事。”
他被安排住在鄉政府招待所二樓，樓道狹窄，地磚松動，晚上還有蚊蟲亂飛。隔壁是雷書記的辦公室，晚上能聽見他一邊打電話一邊摁著計算器敲預算。下樓走幾步是食堂，一日三餐都是大鍋菜：苞谷飯、腌菜湯、豆腐干。
但高遠并未抱怨。
第二天一早，他主動申請跟著鄉長胡大平下村走訪，前往三十里外的下岔溝村——那里是全鄉最偏遠、最窮的村莊之一。
“路不好走，咱們要坐摩托。”胡鄉長遞給他一頂安全帽，笑著補充一句，“摔不得哦。”
泥濘的山路仿佛一條纏繞著群山的腸道，每轉一個彎都需要小心翼翼。車子經常陷入坑洼中，顛簸得人五臟六腑翻滾。兩個小時后，終于抵達村口。
村里有孩子光著腳在溪邊跳石頭，有老婆婆提著背簍走在田埂上，看見陌生人都愣了一下。高遠記得那個午后，他們走訪了一戶留守人家，七歲的男孩給弟弟沖米糊，奶奶坐在炕上，咳得幾乎直不起身。
“你是大學生？”老太太眼神充滿疑惑，隨后又露出些許欣喜，“唉，這些年不見年輕人咯，政府也沒來幾個。”
那一晚回到鄉里，高遠什么都沒說，卻在筆記本上寫了兩頁紙：
“他們不是數字，是一個個站在命運盡頭的人。有人需要來陪他們往前走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
鄉政府的夜晚安靜得出奇，雷書記在樓下咳嗽，高遠在二樓燈下寫材料。大雨將至，遠山傳來悶雷，像是遠處野獸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