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不論從何處出發，不論道路多么曲折，我們終究會抵達人格的失調，見到心理疾病的源頭。就像針對幾乎所有其他心理學的發現一樣，針對這個發現，我們同樣可以說：這其實是一個重新發現。歷來的詩人與哲學家都懂得，平靜安詳、通情達理的人絕不會淪落為精神錯亂的犧牲品，而遭受內心沖突折磨的人卻難免此劫。用現代語言來說，每一種神經癥，不論癥狀描述如何，都是性格神經癥。所以我們在理論與治療中努力的目標，必須是加深對神經癥性格構造的理解。
誠然，弗洛伊德偉大的開創性工作日益趨同于這種觀念，但其起源學說未容許他對其進行清晰的闡述。但繼續并發展了弗洛伊德工作的其他人，尤其是弗蘭茨?亞歷山大、奧托?蘭克、威廉?賴希，還有哈拉爾德?舒爾茨-亨克，他們更清晰地定義了這種觀念。不過，他們當中還沒有人對這種性格構造的具體性質與誘發動因取得一致意見。
我自己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弗洛伊德關于女性心理的假定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什么東西構成了男子氣概或女性氣質？我們的想法明顯受到了這些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在我看來同樣明顯的是，弗洛伊德由于沒有考慮這些因素而得出了一些錯誤結論。十五年來我對這個課題的興趣逐漸增強。我與埃利希?弗洛姆的聯手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增強了這種興趣。弗洛姆通過其在社會學與精神分析學兩方面的淵博知識，使我更懂得了社會因素對女性心理的重要性，超越并高于其受限的應用。當我在1932年來到美國時，我的印象得到了證實。我當時看到，在這個國度里，人們的態度與神經機能病在許多方面不同于我在歐洲國家觀察到的情況，我還明白了只有文明的差異可以解釋這種狀況。我終于在《當代神經癥人格》一書中表達了自己的結論。這個結論的主要內容是，神經癥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更具體地說，神經癥產生于人際關系中的困擾。
在我寫作《神經癥人格》之前的數年間，我曾繼續進行另一條線上的研究，從邏輯上而言它是較早那個假設的延續。它圍繞著神經癥驅動力何在的問題展開。弗洛伊德是指出這是強迫性驅動力的第一人。他把這種驅動力看作天性中的本能，旨在得到滿足與排斥挫折。因此他相信這些驅動力并不局限于神經癥本身，而是作用于所有人類。然而，如果說神經癥是困擾的人際關系的產物，這個假設就不可能成立。簡而言之，我在這方面得出的想法如下：強迫性驅動力是神經癥特有的；它們產生于孤獨感、絕望、恐懼和敵意，代表了為應對鄙視這些感情的世界所采取的辦法；它們主要追求的不是滿足，而是安全；它們的強迫性是緣于潛伏在其背后的焦慮。這些驅動力中有兩種，即對感情與權力的神經癥渴望，在《神經癥人格》一書中首次以分明的輪廓引人注目，并且得到了詳細的闡述。
那個時候，盡管我保留了我所理解的弗洛伊德學術的基本原理，我仍然意識到，我對加深理解的探索已經將我引向了與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向。如果說，那么多被弗洛伊德當成本能的因素是由文化所決定的；如果說，那么多被弗洛伊德當成性欲的因素是神經癥對感情的欲求，是由焦慮導致的，是為了與他人相處時感到安全，那么，力比多理論就不再能站住腳了。童年的經歷仍然是重要的，但其對我們生活施加的影響就以新的面目出現了。必然會隨之而來的便是理論上的其他差異。因此我有必要在自己腦子里定位我相對于弗洛伊德而言的立場。澄清這個問題所得到的結果便是《精神分析新方法》一書的誕生。
與此同時我對神經癥驅動力的探索仍在繼續。我把強迫性驅動力稱為神經癥傾向，而在我接下來的著作中描述了其中的十種類型。當時我又到達了一個里程碑，認識到神經癥性格構造具有最高的重要性。那時候，我認為它是由許多微觀世界相互作用而構成的宏觀世界。每個微觀世界的核心都是一種神經癥傾向。這種神經癥理論有過實際的應用。如果說，精神分析的主要手段并非將我們現在的困境與我們過去的經歷關聯起來，而是更多地依賴于對我們現存人格中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理解，那么在只有少量甚至完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要認識并改變我們自己也是完全辦得到的。人們對精神治療有廣泛的需求，而可以得到的援助是不足的，面對這種情況，自我分析似乎為我們帶來了希望，可以滿足性命攸關的需求。由于那本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討論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所以我將之命名為《自我分析》。
不過，我對于自己有關個體傾向的陳述并不完全滿意。當然，對那些傾向本身，我都做了精確的描述；但我耿耿于懷的是，在我單純枚舉一個個病例的時候，它們是以過于孤立的形態呈現的。我能看出，對情感的某種神經癥欲求，強迫性的自謙，以及對“伙伴”的需求，是攪合在一起的。我未能認識到，它們一并代表了對人對己的一種基本態度，一種特殊的人生哲學。我現在把這些傾向捏合為一團，把它們當成所謂“親近人”態度的核心。我還認識到，對權力、特權與神經癥野心的強迫性渴望是有一些共同之處的。它們大致構成了與我所謂“對抗人”態度相關的因素。而對得到崇拜的欲求和完美主義的強烈沖動，盡管已經打上了所有神經癥傾向的戳記，并影響到神經癥患者與他人的關系，卻好像主要是涉及患者與他自身的關系。還有，對利用他人的欲求似乎不如情感欲求與權力欲求具有那么大的基礎性；它貌似不如后兩者那么廣泛，似乎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是從某個更大的整體中切割出來的。
我的質疑后來被證明是合理的。在接下來的歲月里，我關注的焦點轉向了沖突在神經癥中的作用。我在《神經癥人格》中說過，神經癥是通過不同神經癥傾向的相互碰撞而呈現的。在《自我分析》中我說過，神經癥傾向不僅相互強化，而且制造沖突。不過沖突一直被當成次要的問題。弗洛伊德越來越多地了解了內心沖突的重要性；但他將之視為已被抑制與正在抑制的力量之間的戰斗。我一開始所認識的沖突是不同類別的。它們是在一組相互矛盾的神經癥傾向之間起作用，雖然它們原本是涉及對他人的矛盾態度，但經過一段時間后，它們包含了對自身的矛盾態度，包含了相互矛盾的品質與一整套相互矛盾的價值觀。
逐步深入的觀察使我看清了這種沖突的重要性。最令我震驚的是患者對自己身上明顯存在的矛盾竟然視而不見。當我指出這些矛盾時，他們竟然避而不談，似乎失去了興趣。在反復經歷這種事情后，我認識到他們的逃避表明了他們對提及這些矛盾的強烈反感。最后，突然察覺到沖突的存在引起的恐慌反應向我表明，我是在跟炸藥打交道。患者有充分的理由回避這些沖突；他們害怕沖突的力量會把他們撕碎。
接著我開始認識到，為了“解決”1沖突而或多或少做出的看不到希望的努力，或更準確地說，為了否認沖突的存在并制造虛假的和諧，患者投入的能量與智慧是何其之多！我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四大企圖，大致按照本書介紹它們的次序發生。最初的企圖是抹殺沖突中的一部分，而將其對立面提升至主導地位。其次的企圖則是“逃避”人。神經癥超然態度的作用現在有了新的面目。超然態度乃是基本沖突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在原本相互沖突的對他人的各種態度中，超然態度是其中的一種；但它又代表為解決問題而做的一種努力，因為在自我與他人之間保持情感距離能使沖突不起作用。第三個企圖在類型上大不相同。神經癥患者不是逃避他人，而是逃避自身。其現實的整個自我在他看來變得有些失真了，他制造自己的理想化形象來取而代之，在這個形象中相互沖突的部分變得面目全非，不再以沖突出現，而是變成了一種豐富人格的不同層面。這種觀點有助于澄清神經癥的許多至今為止還不能為我們所理解的問題，因此也是我們的療法還解決不了的問題。它也使從前抵制整合的兩種神經癥傾向各歸其位了。追求完美現在表現為與這種理想化形象保持一致的企圖；渴望崇拜可以視為患者對外部肯定的欲求，希望別人肯定其理想化形象是真實的他。那形象距離現實越遠，這后一種欲求在邏輯上就越貪得無厭。在解決問題的所有企圖中，理想化形象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對整個人格具有深遠的影響。但反過來它又制造了新的內心裂縫，因此需要進一步的彌補。解決問題的第四個企圖，其主要目的便是消除這道裂縫，不過它也有助于拐走其他所有的沖突。通過我所謂的“外化作用”，內心進程被當成了自我之外發生的體驗。如果理想化形象意味著從現實的自我離開了一步，那么外化作用則標志著更徹底的分離。它又制造了新的沖突，或者說大大加劇了原來的沖突，即在自我與外部世界之間發生的沖突。
我把這些步驟稱為解決問題的四大企圖，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總在所有神經癥中發生作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部分是因為它們給人格帶來了直接的改變。但它們絕非僅有的企圖。還有一些不那么具有普遍意義的企圖，包括以下一些對策，如主觀正確，其作用是壓制所有的懷疑；如嚴格自制，它靠純粹的意志力來把撕裂的個體攏合起來；還有憤世嫉俗，它貶低所有的價值，以消除與理想關聯的沖突。
與此同時，所有這些未解決沖突的后果也逐漸在我眼前變得清晰起來。我看到了產生的多種恐懼，精力的浪費，節操的必然損害，由千絲萬縷感情糾葛導致的深度絕望。
只有在我把握了神經癥絕望的意義之后，我才終于認識到了施虐狂傾向的意義。我現已明白，這些傾向代表了一種通過間接體驗的生活來恢復原狀的企圖，這是無望于活出自身本色的人才會著手進行的。在施虐狂的追求中通常被觀察到的強烈激情，是產生于這樣一個人對報復性勝利的貪得無厭的欲求。于是我逐漸認識到，對破壞性利用的欲求事實上并非獨立的神經癥傾向，而只是永不會出錯地表明了一種綜合性更強的整體傾向，由于缺乏更好的術語，我們將這個整體傾向稱為“施虐狂”。
于是一種神經癥理論逐步形成，其動力學中心是三種態度之間的基本沖突，它們分別是“親近人”、“對抗人”與“逃避人”。神經癥患者一方面由于他害怕被撕裂，而另一方面由于作為整體運行的必要性，他會拼命地嘗試解決沖突。盡管他能夠如此成功地制造出虛假的平衡，但新的沖突會不斷產生，總是需要進一步的補救措施來消除這些沖突。在這種為統一性而做的斗爭中，每個步驟都使神經癥患者更有敵意、更加絕望、更加恐懼、更加疏遠自己與他人，結果是，造成沖突的困難變得更加嚴重，其真正的解決方法越來越難獲得。他最終變得絕望，可能試圖在施虐狂追求中尋找某種補償，這反過來又具有加深絕望、制造新沖突的效果。
那么，這是一幅相當凄慘的圖景，描繪了神經癥患者的養成及其形成的性格構造。但我為什么要把我的理論稱為“建設性的理論”呢？首先它排除了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竟然堅信我們能用簡單得荒謬的手段“治愈”神經癥。但它又與同樣脫離實際的悲觀主義無關。我說它是“建設性”的，理由是它首次容許我們著手對付并解決神經癥的絕望。我說它是“建設性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盡管它承認神經癥麻煩的嚴重性，但它不僅允許緩和潛在的沖突，而且還允許我們在實際上解決沖突，這樣就使我們能夠努力獲得真正完整的人格。神經癥沖突無法由理性的決定來解決。神經癥患者解決問題的企圖不僅無效，而且有害。但要解決這些沖突，是可以通過改變人格中產生沖突的條件來達到目的的。凡是做得不錯的分析工作都會改變這些條件，因為這會使患者少一些失望，少一些恐懼，少一些敵意，并少一些對自身與他人的疏遠。
弗洛伊德針對神經癥及其治療的悲觀主義來源于他對人類善良與人類成長的深度懷疑。他假定說，人類是注定要受苦或毀滅的。驅動人類的本能只能加以控制，至多也只能得到“凈化”。我本人的信念是，人類有能力也有愿望去開發其潛能，并成為得體的人，如果他與他人的因此也是與自己的關系受到了并持續遭受干擾，那么這些潛能就會衰退。我相信，人只要活著就能改變并繼續改變。這種信念是隨著理解的深入而成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