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升鄉的春天，總是姍姍來遲。山風依舊刺骨，草還沒返青，泥路上還有冬天留下的車轍。
雷書記坐在辦公室里，窗戶虛掩著，手里捏著一份打印紙，紙張邊緣起了毛。他沉默了很久，忽然問道：“你覺得，小高這人怎么樣？”
這是他與鄉長胡大平的第三次談話，主題都圍著一個人——高遠。
胡大平皺了皺眉：“年輕人是不錯，腦子靈，干勁也足。可協調經驗不足，不見得管得住那些老村干。”
雷書記點了支煙。他將那紙攤在桌上，紙面上寫著：“東升鄉脫貧攻堅階段性問題排查建議書——草擬人：高遠。”
“他還欠一口氣。”雷書記淡淡說。
那天晚上，他把高遠叫到辦公室，沒有多余鋪墊，只說了一句：
“鄉里準備組織一次‘村級調研’，不走形式，真查問題。你來牽頭。”
高遠一愣：“我？”
“你牽頭，其他干部配合，名單我來開。你負責安排路線、分工、記錄。調研報告，你起草一稿交給我看。”雷書記語氣不容置疑。
高遠點頭：“我明白。”
離開那間屋子時，他意識到，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工作任務。
這是考察。
是雷書記在看他——是不是真能帶人干活，而不是一個只會寫材料的“文弱秀才”。
調研工作分為三組，高遠帶主組，重點走三個“重點村”：上寨、坪嶺、下羅。每村駐點三天，查村賬、訪農戶、與村干部碰面。
第一站是坪嶺村。
村支書是出了名的“老油條”——姓黃，五十出頭，話少但拐彎抹角慣了。
調研第一天，飯桌上，老黃就開始打“預防針”：
“我們村啊，脫貧任務完成早，賬面清清楚楚，一看就明白。”
高遠笑笑：“那咱們一塊翻翻，看明白了更安心。”
第二天，調研小組查賬時，發現一筆款項頗有問題。2001年4月，村里以“修整小水溝”為名申報了兩萬元扶貧款，但工程報告只有一頁紙，連驗收圖都沒。
“老黃，這項目有完工記錄嗎？”高遠試探著問。
老黃一愣，笑著說：“有有有，我找找，在老會計那兒。”
一找，就是兩天沒著落。
第三天下午，高遠直接去了溝渠現場，結果那片地方根本沒有明顯改建痕跡，村民也說：“修過？沒見動工啊。”
當晚，他找村支書攤牌。
“黃書記，我不是查你，我是代表鄉里查問題。東西寫在紙上，數字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幫我這個忙，把話說清楚。”
老黃皺著眉，沉默許久，終嘆了口氣。
“那時候要交項目，沒來得及做，就先上了賬……錢留著的，也沒亂用。”
“錢在哪？”
“還在賬上，我真沒敢動。”
最終，在高遠堅持下，這筆款項被列入“撥款未落實工作”處理，并寫入整改建議。雷書記看到材料時，點了點頭：“有眼力，也有分寸。”
更難的是協調。
調研第二站下羅村時，陪同干部李會計因“分組記錄”方式與高遠起了爭執。
“你沒看文件要求嗎？要按‘戶籍+收入+返貧風險’三類建檔，你現在亂來，數據怎么匯總？”
“我們來是找問題的，不是重新建一套表！”高遠語氣不自覺提高。
兩人僵持許久，隊伍幾乎停擺。
飯后，高遠單獨找李會計喝茶：“老李，我不想跟你慪氣。但這次調研，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我們得交給書記一份經得起推敲的報告。”
他頓了頓，笑道：“你比我老道，我來學你，數據表你定，我來照著填。行不？”
李會計哼了一聲：“行，你小子嘴上還挺會說。”
兩人握了手，調研繼續推進。
第三站上寨村，正趕上春耕前村民集中開會。高遠本想當天完成入戶訪談，結果碰了個大釘子。
“你們這些干部，年年說查問題，問題查完了咋樣？田還是那田，路還是那路！”
一個五十來歲的壯漢在村委會當眾發火，其他人面面相覷。
高遠沒有爭辯，只是在會后找到那位村民——李二娃。
他坐進李家屋里，端起碗茶，一坐就是半小時。末了，他說：
“我們不是來走過場的，我現在坐這兒，就得聽你說完。”
李二娃沉默了，半晌說：“我家那條進田梗路，一下雨就泥坑。修路我提三年了，每年都說‘報上去了’。報到哪兒去了？”
高遠記了下來，當天下午打電話找鄉里規劃辦查檔，果然，李家路段從未正式申報。
他用紅筆在調研報告里圈了這一段：“基層訴求未達上級，存在‘墻內喊，墻外不知’現象。”
整個調研為期十五天，結束時，高遠寫了一份七頁的《村級問題排查紀要》，重點列出了三類問題：數據失真、項目未落地、群眾情緒未疏解。每類問題后都有詳實的佐證和整改建議。
雷書記拿著這份報告，在辦公室看了整整一個小時。
下午四點，他將報告放下，站起身，手背輕輕敲了敲窗沿。
“大平。”
“這個年輕人啊，是那種能管事的。你盯緊了，有活兒，多派他去。”
那晚，高遠正在招待所熬夜補做調研臺賬，雷書記推門進來，遞給他一盒熱飯。
“吃了吧。”
高遠愣住：“書記，您怎么……”
“我也年輕過。”雷書記笑了笑，“干活歸干活，身體要頂住。”
他頓了頓，又說了一句：
“報告我看了，很好，線條硬，情理也在。”
高遠低聲答：“這是我們一組所有人的功勞。”
雷書記沒再說話，轉身走了出去。
門關上的一刻，高遠忽然感覺屋里不那么冷了。
他低頭吃飯，一口一口，仿佛嚼進嘴里的，不只是白米飯。
而是剛剛獲得的一份沉甸甸的——信任。